第281章 朝归倭附(十五)端水(1 / 3)
高务实认为,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“独C”、“空前膨胀”的地步,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,也可以从大明言官——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,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。
其实早在明代以前,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,负责劝谏君主,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,乃至国家整体利益。
这就是文人所谓的“道”,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,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,更有意思的是,他们认为这也是“忠”的最高体现。
所谓犯颜直谏,便是建基在这个“道”之上,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“忠臣”之名。
当然,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,但无论是何朝何代,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,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,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。
蔡明伦在《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》中说:“这些戒律(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)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,严禁以下讪上;臣子进谏要‘不可则止’,即在规谏君主时,君主如不采纳,必须适可而止;‘非礼勿言’,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、形式、态度、分寸,恪守礼法,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。
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,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,如非议朝政、触犯忌讳、妖言惑众、冒犯君长、不敬君王等。”
然而,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,到了明代,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,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。
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,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。这种激烈,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。
《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》中,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:“早在万历十七年,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‘嗜酒’、‘恋色’、‘贪财’、‘尚气’,四毒俱全;
万历二十五年,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‘好逸’、‘好疑’、‘好胜’、‘好货’。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,前后相继,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,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。”
又如《明史》记载,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,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:“陛下专志财利,自私藏外……君臣上下,曾无一念及民……空言相蒙,人怨天怒,妖祲变异……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,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,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……
臣观十余年来,乱政亟行,不可枚举,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……陛下中岁以来,所以掩聪明之质,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,止为家计耳,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。
如夏桀陨于瑶台,商纣焚于宝玉,幽、厉启戎于荣夷,桓、灵绝统于私鬻,德宗召难于琼林,道君兆祸于花石……”
在将万历比为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、桓帝、灵帝、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,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:“覆辙相仍,昭然可鉴。陛下迩来乱政,不减六代之季。一旦变生,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!”
这骂得可够狠?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?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?
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,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,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,也就是不予理会。
对此,《明史·田大益传》是这么记载的:“上章者虽千万言,(万历)大率屏置勿阅。”——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,朕只当没看见。
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?显然不是,他要是脾气好,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?
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,皆采以留中不发、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,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,根本到不了所谓“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”。
而这些,也正是之前所提及“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,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”。
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,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,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“廷杖之下,臣子噤若寒蝉,不敢奏对忤旨,甚至只懂阿谀奉承……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”云云的陈腔滥调。
这类论点看似合理,但若细究历史,则发现所谓“廷杖令士风颓靡”一说,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,并不符合史实,也并不成立。
事实上,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,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。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:“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,不恤生死,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。一遭斥谪,意气扬扬,目上趾高,傲视一世,正所谓意气有加也。”
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:“迩来建言成风,可要名,可躐秩,又可掩过,故人竞趋之为捷径,此风既成,莫可救止。”
而孟森也曾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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